好戏一出(一出好戏)

□南飞雁

我生在黄泛区农场，从小看戏。带我看戏的是我奶奶。奶奶那时候六十来岁，是个戏迷，一手提着个板凳，一手牵着我去看戏班演出。可能因为年纪小，在我的记忆里去看戏要走很远，必须很早就出发，奶奶一双小脚，却走得飞快，我总是跟不上，只能一路小跑。奶奶对我极为溺爱，很少训斥，只有在赶场看戏时才会不停埋怨我，说我懒，说我太慢，说得我伤心不已。我当时最担心的就是她会不会把我随便扔在路边，自己跑去看戏。

因为起得早，走得快，我奶奶总能坐在最好的位置。她一坐下，我就坐在她的腿上，一起等戏开场。那时节，看戏的机会不多，每当有戏班演出的日子，农场场部和附近分场热闹得宛如过节。不过说实话，小时候看过什么戏、看过多少戏，已经记不清楚了，至于哪个戏班、哪位演员，更是没有太深的印象。唯一清晰的是看戏的场景。撂天地里搭个戏台，台上台下不停互动，有时台上唱着唱着，演员就出戏了，跟台下观众或是解释角色剧情，或是插科打诨带动气氛。记得有一次台上演戏，唱到不孝子被雷劈时，台上的不孝子刚刚躺倒，台下一个老汉就扯着喉咙叫道“劈得好哇”，随即大哭起来，哭得老态龙钟，哭得苍然悲凉，这时戏就停了，台上的演员们都等着，台下不光老汉在哭，不少老人都擦泪，不少人都惭愧地垂下了头。这个场面我印象很深，后来写进了小说里，我觉得那老汉那哭声，还有全场观众的反应，是对台上演员们最大的褒奖。那时我还小，不识几个字，但从一场场戏里能得到一种朴素的认知：什么是英雄好汉，什么是忠良仁义，什么事情做了是积德，什么事情做了会遭雷劈。

现在想想，这就是一出好戏。

慢慢地，长大了，上了学，看戏就少了。离开黄泛区农场，到了有剧院有剧团的城市里，看戏的机会反而不多。在文联工作之后，看戏自然多了，有时是工作需要，有时是慕名前往。过了四十岁，忽然发现自己喜欢看戏听戏了，喜欢剧场里那种浸泡在唱腔里的体验。至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我自己也说不清楚，就像多年不见的老朋友，再见面时，说的还是当年的话，喝的还是当年的酒。

前几日，应蒋愈红主席之邀，我看了场戏。戏是老戏，马派的经典剧目《花枪缘》。戏是鼎鼎大名的戏，角儿是鼎鼎大名的角儿。作为纯粹的观众和外行，我说不出行家评论的话，只是单纯地觉得，这是一出好戏。

一出好戏，包含的东西太多了。无论专家还是票友抑或是戏迷，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说“戏如人生”，那么什么样的戏才算是好，就跟什么样的人生才算是好一样，很难用简单的标准去评判、去定位。但在每一个观众心中，自会有一把标尺、一排刻度。标尺上下，气象万千。一出戏只要摆在台上，达到了就是达到了，达不到就是达不到，外行人看得出，内行人更看得出，区别只在于外行人看得影影绰绰，内行人看得洞若观火。写作的人，都知道杜甫讲过“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对文学而言，“寸心”或许更多的是写作者自己，而对戏来说，“寸心”似乎更多的是观众。当年台下那位痛哭的老人，就共情着那出戏的“寸心”——文学艺术行内人都知道，这是多么不容易。

听说有两种戏迷，一种是奔着戏来的，谁唱都无所谓，一种是奔着角儿来的，唱谁都可以。以我在现场的观感来讲，谢彦巧女士的这出《花枪缘》，是不好区分这两种戏迷的。不过看过现场的都会明白，其实这样的区分没有意义，因为戏和角儿已经分不开了。李洱老师跟我说过，“吃饺子吃馅，看戏看旦”，而再笨拙的食客也不会费劲巴力地把皮和馅分开才吃，因为没有必要，因为饺子本身就不是这样做来吃的。我还听说现在是短视频、碎片化的时代，整台大戏三个小时，年轻的观众们恐怕接受不了这种长度，戏迷会越来越少。以我在现场的观感来讲，谢彦巧女士的演出恰恰是一个绝好的反例。三小时演出，近乎三分之一的时长里主演根本没露面，别说短视频了，电影都不敢这么玩。而我看到的却是全场几乎座无虚席，且以年轻观众居多，还有从武汉、北京专程赶到郑州看戏的大学生，这就是戏的魅力，也是角儿的魅力。豫剧发展到今天，通过一代代前辈大师和草根艺人的努力，已经达成了和观众的审美契约，形成了自身的美学特征。戏也好，碎片化的短视频也好，各有其与观众的审美契约和自身的美学特征，戏和角儿要做的，就是要把自己做好，把自己能做好而碎片化内容做不好的那部分做好，才能有更多的年轻观众放下手机，走进剧场。

把戏迷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将不怎么看戏的人重新拉回剧场，让从不看戏的人慕名而来继而变成戏迷，这就是一出好戏。可喜的是，谢彦巧女士的《花枪缘》做到了。

由衷地为谢彦巧女士感到高兴，也由衷地期待看到她带来的更多出好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