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贷(举人大挑：清代落第举子的新门径)

“噫！好了！我中了！”说着，往后一跤跌倒，牙关咬紧，不省人事——这是《儒林外史》里对范进接到报帖后的描写。这位五十四岁的老秀才得知自己中举之后，立刻疯癫了，因为中举毕竟是仕途上的一个大的关口。范进还算幸运,后来中了进士，实现了他做官的梦想。在科举时代，不知有多少举子屡试不第，终生被挡在仕途之外。清朝则对这类举子打开了一扇大门，叫作举人大挑。这是对科举制度的修补、完善，也是对选官制度的一种创新。清末人陈康祺撰的《郎潜纪闻二笔》中有一则《赐大挑举人葛纱》：“嘉庆六年辛酉（1801）例举大挑。时仁宗（颙琰）以畿辅久旱，盼雨甚殷，挑日适甘雨应时，上喜极，传谕赏本日挑取一等举人葛纱各一匹。”此事足见清朝对举人大挑的重视。

《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一生都没有考取进士，七十二岁被蒙恩选送进国子监，成为一名“岁贡生”。

雍正开创新模式

举人大挑创始于清初。雍正五年（1727）三月十五日，清世宗命吏部于殿试后，从落第的举子中挑选能力和品德兼优之士；六部尚书、大理寺卿、都察院左都御史、通政司通政使，也可以举荐落第举子中的优秀者，并特别强调：“不必以亲知避嫌。”清初曾规定，举人会试若三科都没有考中，准许为候补知县；一科没有考中的，可以选任府、县学校的教官。名曰拣选。清世宗继承了这一做法，而且政策更加优惠：三科落第的举子中选者不必候缺，直接安排为县令。

闰三月十九日，雍正帝召见了拣选出来的举子，对他们进行了一番训谕。他先强调了作为州县地方官的重要性：“守令乃亲民之官，关系百姓之休戚。故，得其人则民生被泽而风俗日淳；不得其人，则民生受累而风俗日薄。”一句话，一个州守、县令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一方百姓的生活质量和一地的民风。他说，以往的各省县令，“多循资按次照例选用之员”。他认为这种做法有弊端：其中有庸碌无能的，有年龄大和身体弱不能胜任的，也有经验不足少不更事的。于是就造成“苟且因循、贪位窃禄、诸事阘茸、职掌废弛”。让这样的人担任县令“岂能为地方之凭藉乎”！他说，今因会试，天下举子齐集京师，“朕思其中必有才品兼优之士”，特命加以遴选、委以县令之职。对这些即将上任的县令，他提出了要求：希望你们不仅在办理案件、征收税赋等方面尽职尽责，还必须“实尽父母斯民之道，视众庶为一体，刚柔相济，教养兼施，化浇薄而为淳良，惩佥邪以安善类”。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要爱民、安民，同时要对百姓进行法治和道德教育，保护良善，惩治奸恶。

雍正向举子们许愿说，如果你们做得好、政绩突出，“朕自格外加恩”提拔重用；倘若得官以后心怀感激，而到任以后便“顿改初心”，“国典王章无可宽贷”，法律绝不容情。“勉之，勉之！”这番话有鼓励，有期待，也有警告。

一个月以后，清世宗又召见了准备去各省任教官的举子，同样又进行了一番训谕。他说，“教官有董率（督导、做表率）士子之责”，而“向来教职，因循偷惰，全不以教训为事。”他说，你们这些人如果按科分名次，本不该应选，朕加恩特用、破格安排，所以你们“务须勉力供职，加意训诲”，“使诸生读书循礼、无佻达嚣凌之习”，“六年之内如果着（确实）有成效，朕格外加恩。如有负职守，经督抚题参，朕不姑容也”。

所谓教官，是一种统称。府学的教官名曰教授，州学的学官名曰学正，县学的学官名曰教谕。无论府、州、县学的助教，都叫训导。教授、学正、教谕、训导，都称教官，也叫学官。学官一般并不授课，只起到对学生的督导职责，类似于“教导主任”。

雍正朝的拣选，为后来的举人大挑创立了可遵循的模式。

清末陈康祺撰史料笔记作品《郎潜纪闻》

清人戴璐的笔记作品《藤阴杂记》

乾隆正式确立举人大挑

《郎潜纪闻·大挑原始》中说，举人大挑始于乾隆丙戌科（1766）。此说不确。

乾隆十七年（1752）九月，清高宗特开恩科，同时举行举人大挑。所谓恩科，就是于正科之外皇帝特许增加一次开科取士。本来，乾隆十六年刚刚进行过一次科考，按三年一科的定制，下一次应在乾隆十九年（1754）。因为这一年的十一月是高宗之母崇庆皇太后的六十寿辰，为给他母亲庆寿，乾隆皇帝特命增加一次科考，名为万寿恩科,对参加这一次科考的举子也格外加恩：被选中的举人，分别为试用知县和府县教职。

当时，乾隆正陪同他的母亲在承德避暑。他特命在京的总理事务王大臣阿克敦、尚书舒赫德、刘统勋、孙嘉淦，于会试揭晓后即举行拣选，挑那些“有年力才具、可以及时录用者”。他给出的名额是：大省四十人，中省三十人，小省二十人。选出以后等他回京召见。

他还特别指示：对于年龄较大、超过七十岁的举子，要查明以后具奏，他会“酌量加恩”。从这条谕示不难看出，举子里超过七十岁的不乏其人。这其实不是什么新闻。据清朝人戴璐《藤阴杂记》中记载，康熙三十六年（1697）丁丑科，殿试得第三名的姜宸英，年已七十三岁；康熙五十四年(1715)乙未科殿试后入翰林的裘琏，当时已七十二岁；乾隆元年（1736）丙辰科进士刘起振，八十岁入翰林院授检讨。戴璐还举了一个元和（今属江苏苏州）人王巖的例子，他于嘉庆丙辰科中试了，但没有参加殿试，可能是年纪太大了，已八十六岁。这些还都是考中进士的，还有一生没有考中进士的。如《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一生中参加了七八次乡试，连个举人都没有考取，七十二岁才被选送进国子监，成为一名“岁贡生”。这其实就是给秀才中年纪较高、无心进取者的一种荣誉、一种安慰。

还有比蒲松龄更为典型的。《郎潜纪闻》中，记载了广东番禺一个叫王健寒的县学生，九十九岁了，还能参加乡试“握笔为文”。这个王健寒如能考中，方能成为举人。所以，乾隆年的这次“恩科”，对于无数梦想入仕做官的读书人来说，绝对是一个“利好”消息。

按照高宗皇帝的谕旨，会试揭榜之后，在京的亲王、大臣对落第举子进行了拣选，其中六人被选进各部学习，其余人被分配到各省州县为试用知县和教职铨选。铨选，可以理解为“候选”或“候缺”，即等待机会安排。

这次拣选，后来便称为大挑。自此以后，每六年举行一次，各省参加会试的落第举子按名额比例，大挑为知县或教职，从而步入仕途。

先取强壮，后取人品

齐如山在他的《中国的科名》一文中，对举人大挑有个简短的文字介绍。他说，举人大挑“由皇帝特派亲贵王爵或贝勒任之，挑得一等者做知县，二等者做教官”，这种挑选法仪注（即法式、程序）极简单，“也不作文、也不写字”，只是设一公案，摆上应选的举子名簿。负责大挑的王爷或贝勒入座之后，便唱名传举人谒见。每十个举人一排，进来之后一起跪在公案之前——因为是奉圣旨主选，所以举子们必须下跪。然后凭主选的王爷一看，他认为谁是一等谁就是一等，“毫无凭据”。

齐如山说得不全对。按照乾隆十七年恩科拣选的办法，受命主持大挑的，还应有各部的尚书。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对此做了简要概括：“凡会试后，奉旨举行大挑，礼部查造清册，咨送吏部，奏请钦派王大臣于各省举人内公同拣选，一等者以知县用，二等者以教职铨补。”所谓“公同拣选”，自然不是王爵一人说了算。仁宗颙琰在藩邸当亲王时曾参加过拣选，和他一起“公同”拣选的还有成亲王永瑆，大学士阿桂、刘墉等，取舍由大家公同商酌，并无独出意见之事。

何刚德撰的《客座偶谈》中说，符合参选条件的举人每二十人为一批，取一等三人，二等九人，共计十二人。其余八人则被淘汰，美其名曰“跳八仙”。一等的，为候补知县；二等的，入部等待分配。何刚德系民国时人，所记或有演绎成分。

诚如齐如山所说，大挑既不考核其文章写得好坏，也不验看其书法，但说选取标准“毫无凭据”则不然。据传说，评判被拣选者外貌有“同、田、贯、日、气、甲、由、申”八字诀：长方脸为“同”，四方脸为“田”，身材高长为“贯”，身体匀称为“日”，以上四点者为合格；歪头偏脑为“气”，头重脚轻为“甲”，头小身肥为“由”，头小腿细腹大为“申”，后四点为不合格。这八字诀很可能是好事者编排出来供人一笑的噱头，未必可信。

安徽宿松人段光清是举人大挑的受惠者。他参加了道光二十四年（1844）甲辰科会试，落第后赶上了大挑。这届大挑牵头的是道光皇帝的胞弟惠亲王绵愉。据段光清说，道光皇帝交代绵愉：“朕昔亦当过此差，盖一等为州县求父母，二等为学官取师长。年太轻恐不晓事，年太老恐不任事，先取强壮，后取人品。”——“先取强壮，后取人品”，这才是大挑实操中的标准。

段光清当年四十六岁，大挑名列一等，历任浙江建德、慈溪、江山等县知县达八年之久，后任宁波知府，补西防同知，盛誉播及各省。咸丰四年，升为杭嘉湖兵备道，调补宁绍台兵备道。咸丰八年（1858），升浙江按察使，后升布政使、吏部左侍郎、光禄大夫（一品）。同治四年（1865），复任杭嘉湖兵备道，“至时锐意兴修，使此处居民世受其泽”，人称“青天”。光绪四年（1878年）七月二日在家病逝，享年八十岁。段光清可谓是证明举人大挑成功、有效的例子。

能证明大挑成功的还有一个高廷瑶。高廷瑶是贵州贵筑县（今贵阳）人，生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乾隆丙午（1786）的举人，四次会试不第。嘉庆五年（1800），他随军去抚定苗民造反有功，特赏六品顶戴。嘉庆六年举人大挑，他原被列为二等，嘉庆皇帝特命加一级以通判用（通判为正六品，知县为正七品），先授安徽庐州通判，后历任同知、知府，最后官至广东肇罗道台（正四品）。他办事认真，判案公正，《郎潜纪闻》中说他在各地为官“俱著声绩”；史料上称他谓“嘉（庆）道（光）间循吏之冠”。循吏，即指奉公守法、清正廉明、推行教化的地方官。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中国地大物博，人杰地灵，从来不缺优秀人才，如何发现人才、破格使用人才，这或许是举人大挑能给我们今天带来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