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晨宇(《人间信》：历史之下，心灵之上｜读书会)

今天我们共同研讨的是当代作家麦家老师的长篇小说新作《人间信》。这部作品从故事的讲法到故事的内里都冲击力十足，小说的结构创新、内容创新、语言创新建立在作家不凡的叙事功力上，充分显现了长篇小说本身的文体魅力和审美价值。作家以坚实而超越的文学精神，以内在抒情和外在写实兼具的文学话语，于历史之下深潜、沉吟，又于心灵之上流连、缱绻。小说中的男与女、老与少，都力求还原其在历史破碎和心灵伤痕中的本来面目，而小说的精神重量无疑落在了沉甸甸的人性考量和自我救赎之路上。

《人间信》以人物为顺序，由一个人物引出另一个人物，以“我”为关联点讲述了一个家庭四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命运浮沉，探讨了个体在历史进程中的人性挣扎与命运抉择。文本中主动提起卢新华的《伤痕》，有意与前文本对立，于相似的故事设置和走向中表现差异，而在与历史形成距离的今天重写伤痕，重述创伤，无疑显示出了作家向人性深处开掘的努力。《人间信》历史叙述的客观性指向作家通过“我”对个体感受的客观记述，这与《伤痕》中叙述王晓华的客观感受一致，但在复杂的历史背后，《人间信》包含《伤痕》所没有触及的人性阴暗和挣扎，于是《人间信》在吸收转化前文本的同时，也完成了对前文本的消解。如果说《伤痕》是历史戏弄了人性和命运，那么《人间信》无疑是以强调人的主体性来对抗客体性，个体顺从历史而选择了自己的命运。从这个角度说，《人间信》同样也是对《伤痕》的增补，在“我”认为不能和王晓华相提并论的同时，已经将“我”和王晓华放在了天平的两端衡量彼此的过失和罪恶。“我”的肌肉从伤疤上长出来，伤口有自己独特的光，无论“我”有没有罪恶、追悔与否，历史已然跳脱了过去而面向未来，而人能选择自己的未来，就像在王晓华大步走向灯火通明的南京路时，蒋富春也抱着奶奶飞往明天。

小说在《我·另一个我》《我们·长恨歌》两章中分别有从“我”到“他”又复归于“我”的人称变换，相应的视角也有着从旁观者到第二自我的转变。小说产生的多种声音于终章《众声》合流，至此主人公蒋富春与作家麦家及小说中隐含的作者合一。叙述者“我”跳出小说本身成为作者，而麦家又与小说中的蒋富春合为一体继续讲述故事，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小说与现实之间的界限。麦家创造了蒋富春，蒋富春也投射出麦家对时代、人性的困惑和对答案的尝试性思考与回答，两者相得益彰。前文将叙述者与作者错位，通过对“我”成长史与心灵史的回溯，为终章发声做好铺垫。《众声》将作者与叙述者对位，展现出麦家本人的思考。对父亲的告发是对人性的背叛还是英雄之举？亲情、爱情、友情、乡情带来的是力量还是伤痛？不可言说的沉默有发声的机会吗？生活中的错误、缺憾、痛苦有办法弥补吗？麦家抛出一系列疑问并尝试给出回答。不可言说的可以保持沉默，感到痛苦就把与父亲的关系暂时封存。生活就是存在着缺憾和痛苦，但伤口可以释放出光。终章《众声》的存在，为蒋富春、麦家提供直接发声的平台，从侧面展现出作者与叙述者合一的必然性，这也展现出麦家巧妙的构思与对小说形态的有力把握。

小说的叙事视角所展现的并不仅是作家的形式技巧，在其背后还隐藏着更加深刻的伦理内涵。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提出：“当人的行动被赋予形式......创造出来的形式就永远不能与人类的意义相分离，其中包括每当人行动时就隐含于其中的道德判断”。在《人间信》中，作者巧妙地运用了卷上和卷下的叙事结构，卷上以“我”的第一视角展现了家族命运在特殊年代之下的风云变幻，卷下则通过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的转换表现“我”的成长与挣扎。父子之间的矛盾冲突在家族成长小说中并不是十分罕见，但小说卷下以视角转换所带来的家族伦理和社会伦理的交错叙事尤为值得关注。在父子矛盾的核心情节，“我”举报了父亲，在“我”看来，“我”是家庭的英雄，更是社会的英雄，但母亲却带着家人当众打了“他”。这种家族内部伦理道德观念与社会伦理之间的巨大裂缝形成了主人公内心的裂缝，不断促使着主人公走出家庭和内心的困境，寻找自我的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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