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八路(八年全面抗战中八路军新四军俘虏了多少日军？战斗在中国抗日战场上的“日本八路”)

文/杜丽荣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里有一个特殊群体——“日本八路”，他们都曾是凶残的侵华日军，在被俘后，经历了从侵略者到反战盟员的转变，人生通过抉择由灰暗转向光明，心灵经过洗礼从苦闷转向自由，并终老一生为和平与友好事业而奋斗。

感受八路军“世所罕见的人道主义”

身着八路军军服的前田光繁

前田光繁，1938年7月在河北邢台双庙被八路军俘虏，在中国共产党的俘虏政策感召下，他于1939年1月成为最早加入八路军的日本人之一，同年7月发起成立了日本人在中国最早的反战组织“日本士兵觉醒联盟”。他曾任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会长。在前田光繁的影响下，在华的日本革命志士和觉醒了的日军战俘，纷纷树起反战旗帜，日本人反战组织陆续建立。遍布全国各个战场的反战组织，在经过了华北日本士兵觉醒联盟—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的演变壮大后，到1945年8月，共发展建立了2个地方协议会、4个地区协议会、21个支部，盟员达1000余人。

事实上，每一位日籍老战士，特别是那些在战场上被俘的旧日本军队士兵的思想转变，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在八年全面抗战中，八路军和新四军共俘虏日军官兵7118人，其中八路军俘获日军5096人，新四军俘获日军2022人。怎样对待这些战俘呢？早在抗战初期，八路军就发布了优待俘虏的6项命令。后来，又特别增加了对日俘的具体政策，如：“对待日俘须以兄弟待遇之”，“愿意与家族或友人通信之日本士兵，应尽可能予以方便”等。而侵华日军是一支极其残暴野蛮的军队，凡是被我军俘虏后释放的日军战俘，回去后大多数都被杀害或被判刑。不仅如此，日军还要对其国内家属进行残酷迫害。鉴于此，日军战俘普遍顾虑较重，思想上很难转得过弯。

一位名叫石田美喜的日军士兵被俘后，拒绝八路军的忠告，提出把他送回日本军队的要求。可是回去后，他非但没有得到日本军官的同情和关怀，反而受到残酷的虐待，并要将他军法处置。面对日军的残酷和八路军的善良，石田美喜追悔莫及。不久，他就逃了出来，重新回到八路军总部，加入反战组织。在侵华日军航空部队服役的筒井重雄，当年因飞机故障迫降被俘后就多次逃跑；后来赫赫有名的“日本八路”小林清刚被俘时，多次想找机会杀死八路军领导干部，好“立功”回归侵华日军部队；侵华日军机枪手小林宽澄被俘后朝自己开了三枪，试图自杀……然而，当筒井重雄看到一个父母都被日军杀害的农村姑娘恨不得抡锄头杀了他报仇，却忍着怒气拿出家中仅有的一些玉米、小米让他吃饱肚子时，他真切地感受到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的非正义性；当小林清看到八路军战士每个月只领一元钱生活费，却非但不杀他这个俘虏，还以连级干部的待遇养活他时，他开始认真思索八路军到底是支什么样的队伍；小林宽澄被八路军战士救下来后，曾多次跳河“效忠天皇”，当他被八路军战士跳进水中拉上岸时，他不得不感叹八路军有着世所罕见的人道主义。

在“熔炉”里找到通往新生之路

宝塔山半山腰上的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学员宿舍全景

随着敌后抗日游击战的发展，日军俘虏逐渐增多，如何管理和教育这些战俘，成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极为关注的问题。1940年10月，在日本共产党领导人野坂参三的建议下，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在延安开办一所以日俘为主体的化敌为友的特殊学校，毛泽东亲自将其定名为“日本工农学校”，其建制隶属于八路军总政治部敌工部。

野坂参三受中共中央委托，担任日本工农学校校长。1941年5月15日，在延安八路军大礼堂，隆重举行了日本工农学校正式开学典礼。毛泽东亲笔为大会题词：“中国人民与日本人民是一致的，只有一个敌人，就是日本军国主义与中国的民族败类！”　　

日本工农学校提出的校训：和平、正义、友爱、劳动、实践。在这里，八路军将士的言行以及他们和老百姓之间的鱼水情，在被俘日军的心灵深处引起强烈震动。在百团大战中因伤被俘的渡边俊夫住院治疗期间，得到了无微不至的照顾，让他深为感动。他后来回忆说：“过去，我应征离家，离别妈妈、哥哥时没有掉泪。可这次我和八路军伤员分别时，却禁不住流下了滚滚热泪。八路军和日本军队不一样。病愈后，我请求到日本工农学校去学习。”

在这里，对日军战俘的物质生活，八路军也做了特殊优待。1941年9月，总政治部专门发布了《关于日本俘虏优待办法的规定》，规定：日军战俘的伙食费标准比我军官兵的高一倍；年节、纪念日时进行会餐；粮食供应机关，应尽量拨一部分白面、大米；衣、被、鞋、袜应按需优先发给。在当时，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的学员津贴每月3元，相当于八路军连级干部的补贴标准。当时，毛泽东、朱德的补贴也只有5元，士兵1元。日本工农学校学员生活实行供给制，每人每月大米15斤、面粉15斤、猪肉3斤、蔬菜30斤等。而当时八路军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干部战士主要吃小米、黑豆等杂粮，有时没有粮食只得靠野菜充饥。很多年以后，当前田光繁回忆起这段往事时，心悦诚服地说：“我的思想转变是在共产党员为着和平与正义事业努力工作、拼命学习的行动感召下完成的。”

在延安日本工农学校，从1940年到1945年，先后有近500名日军战俘在此得到思想转化和素质提高，他们将这里称为“熔炉”。这些工农出身的学员大多是日本普通士兵和下层军官，通过系统的科学理论学习，使他们的心灵经受了洗礼，他们开始反思这场战争的原因，思考战争的结局。在他们学习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后，心底的防线彻底被击溃了，纷纷从心理上彻底倒戈。

用生命和鲜血呼唤和平

反战同盟成员在向据点中的日军喊话

在日本工农学校改造好的日俘，绝大部分参加了八路军、新四军以及日本人在华的反战组织，开展反战活动，主要是发动宣传攻势，瓦解日军士气，唤起日本士兵觉醒。日本工农学校副校长赵安博曾归纳了学员的五个工作方法：印发传单、阵前喊话、电话交谈、送慰问袋、挂鲤鱼旗。这些学员的确在战场上发挥了普通八路军战士无法起到或很难起到的作用。

据当年的亲历者回忆，对侵华日军产生广泛和深远影响的，还是在敌后战场上“日本八路”对据点、碉堡进行的喊话。时任反战同盟冀鲁豫支部长的保谷政治，在中国化名水野靖夫。他和支部成员，用各种各样的形式进行反战宣传，令日军十分头疼。同样让日军头疼的人物还有秋山良照。能写善画的秋山良照，根据日军内部情况，有针对性地编写日文宣传品。在艰苦的环境下，用极其简陋的印刷工具大量印制宣传品，仅1942年他编印的宣传资料就多达十几万份。他还抓住日本士兵的心理，经常与他们通信谈心。到1942年8月，秋山良照收到的日本士兵回信累积起来有一尺多高。一名叫松野觉的“日本八路”在苏中地区对日军进行了四天四夜的喊话，后来不幸被日军子弹击中头部，壮烈牺牲在战斗岗位上。

还有些“日本八路”直接参加对日作战，消灭了不少顽固分子，立下了赫赫战功。新四军反战同盟第五支部的十几名盟员，曾和五师师直敌工队一起，伏击了从湖北黄冈姚家开往河口的一个日军小队。盟员森增太郎亲手将日军小队长击毙，并缴获了他佩带的军刀。战斗结束后，森增太郎将军刀赠送给李先念师长，受到李师长亲笔写信表扬。宫川英男，位列2014年9月1日中国民政部公布的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之中，他为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战至最后一刻，壮烈牺牲。他的墓碑至今耸立在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区的烈士陵园。

从1939年7月反战组织成立，到抗日战争结束，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献出生命的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成员，有名可考的36人。

为纪念在中国抗张中英勇牺牲的在华日本人反战烈士，在延安日本工农学校旧址竖起了一座纪念碑

抗战胜利后，除一部分留在中国参与建设外，大部分反战盟员陆续回国，继续从事中日友好工作。

作者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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