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杰(3个死刑犯的春节：有人抗拒家属探视，有人梦到吃团圆饭醒后泪奔)

36岁的邵杰，很可能将度过人生中最后的一个春节。作为一名死刑犯，他正在等待最终的裁定。

春节临近，原本总是期待着家人探监的邵杰，开始拒绝跟家人和孩子见面，他说：“有什么用呢，每次见面就是哭。”邵杰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书信，希望死后将信件交给家人保管，等儿子长大后再给他看。

1月22日，长沙市望城区看守所，“我想他们，但又不想见他们。”随着春节的临近，邵杰的情绪变得颇不稳定

像邵杰这样关押在长沙望城区看守所里的死缓以上的重刑犯，一共12人。

1月21日至23日，潇湘晨报记者走入望城区看守所，近距离接触采访这些重刑犯。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在押人员均为化名）

本报记者宋凯欣 通讯员覃亚林 长沙报道

他们因为故意杀人、贩卖毒品等犯罪行为，一审或二审被判处死刑，有的正在等待最高人民法院复核。因为罪行严重，依照以往判例，其中一些人获得改判的概率渺茫。即将到来的农历2019年，很可能将是他们人生的最后一个春节。

作为湖南关押人数最少（截至1月22日，在押人员215人）的望城区看守所，死缓以上重刑犯达12名（包括3名死刑犯），重刑犯占比却是最高的，这让这里的管理者承受着异常大的压力。“出不得一点事，一出事，我们不但要脱衣服走人，弄不好还得担责。”望城区看守所所长余智敏感叹。

尤其春节临近，重刑犯思亲念家情绪浓厚，思想波动大，随时可能发生自杀自残行为，这更是让一线民警丝毫不敢松懈。如何疏解稳定这些重刑犯的思想郁结，使其坦然面对现实，走好人生的最后一站，是摆在看守所管理者面前的一道题。

万念俱灰，春节前抗拒家人的探视

36岁，本命年，这可能是湖南人邵杰人生的最后一个春节。

成为毒贩的一刻起，他就想到了这一后果，“肯定完蛋”。2015年进入望城区看守所后，他就一直等待生命结束的这一天。不出所料，一审被判处死刑。

邵杰被证实贩卖超过8公斤毒品，他是该案主犯，他自己都觉得“不会有什么奇迹出现。”

与他一同被抓的，还有自己未过门的妻子。两人未婚先孕，原本打算2016年登记结婚。如今，他们的儿子已经3岁多，由岳父母代为抚养。父母角色缺位的影响，已经逐渐显现。孩子看小猪佩奇，偶尔会好奇地问外公外婆，“我的爸爸妈妈呢？”每到此时，老人唯有转移话题，继而背过身去抹眼泪。

作为家中独子，邵杰有着令人羡慕的家境。大学毕业后，邵杰跟随父母浸身商海，短短几年便积累千万身家。然而，他很快酗酒、赌博，继而染上毒瘾。最多时，邵杰一个月的吸毒费用要二三十万。“再有钱也经不住这么消耗”，很快，邵杰便走向了以贩养吸的道路，最终东窗事发。

春节临近，邵杰的情绪变得颇不稳定，以往总期待家人探视的他，开始不想再见父母和孩子，看守所安排和家人视频电话的机会，他也变得意兴阑珊。可能意识到大限已近，邵杰想隔绝一切，轻松上路。

感觉时日无多，想抓住任何一根救命稻草

与陷入“幻灭感”的邵杰不同，住在隔壁监舍的广东人杨彪，则时时处在对死亡的恐惧中。尤其春节的到来，让他更感时日无多，疯狂想抓住任何一根救命稻草。对他的采访结束后，杨彪突然央求记者，“能不能帮我给领导讲讲好话，拜托了，我知道自己错了。”其实，杨彪内心也知道，找谁都没用。

1月22日，长沙市望城区看守所，重刑犯杨彪。图 记者 金林

33岁的杨彪，来自广东粤西农村，初中没毕业便跟随父母前往番禺打工。父母整天忙前忙后，在菜市场卖牛肉丸为生，他则打打下手，做些体力活。无事可做的时候，杨彪便和周边的小混混走到一起，最终染上毒瘾，开始贩毒。

2015年，在一次毒品交易过程中，自称刚“入行”两周的杨彪被抓。一审二审，杨彪均被判处死刑。目前，他正等待最高院的复核。

同样在等待死刑复核的，还有因为杀人潜逃20多年后归案的湖南人李鑫。23年前，因为邻里纠纷，他持猎枪枪杀3人。20多年东躲西藏，垂暮之年面临死刑，让李鑫整个人迅速垮掉。

在看守所中情绪抑郁的李鑫，任何一点负面信息，都可能让他爆发。“我们比他们还紧张，出不得一点问题。”看管民警骆自新在看守所干了30多年，见识过形形色色的在押人员，但对重刑犯的看管，还是让他压力巨大，“这些人的心理极其复杂，你永远不知道他们会做出什么事情。”

梦到春节全家人吃饭，醒后满脸泪痕

邵杰已经做好了面对死亡的准备。他甚至希望早早结束这一切，给自己，也给曾经伤害过的人一个交代。现在唯一让他放心不下的，就是父母和儿子。春节前，父母和儿子来看守所探视，刚一见面，全家人泣不成声。让他最为心痛的是，从未谋面的儿子，完全不认得他，“也正常，我被抓进来的时候，他还没出生”。

会面结束后，他写了一封长信给父母，他想让妹妹和妹夫代为抚养孩子，等孩子长大懂事后，再慢慢将真相告诉他。“我是一个失败的父亲，没有机会弥补他了，只希望他能健康快乐成长，不要走我的老路。”

4年时间里，他将自己的生平以信件的形式，一封封记录了下来，并打算在告别世界那天，将信件交给家人保管，等儿子长大后再给他看。“我能起到的一点价值就这些了，我什么都改变不了，只希望能对我的儿子有一点点用。”

而另一边，广东人杨彪还在苦盼出现奇迹。前不久，警方提审中，他举报了贩毒案中的一名同伙。他希望这可以作为立功表现，成为法庭轻判自己的依据。

同邵杰一样，杨彪的两个儿子也是非婚生子，目前由父母抚养。大儿子今年9岁，杨彪被抓前曾带过几年。但如今，大儿子对他已没有什么印象，在和家人的视频电话中，儿子像看陌生人一样害羞躲避，自始至终没有直视过他。

1月22日，长沙市望城区看守所，重刑犯杨彪。图 记者 金林

最近的一次梦中，杨彪梦到了春节，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吃着自家做的牛肉丸，简单而快乐。醒来后，他的脸上满是泪痕。

时刻面临巨大压力的管理者

死刑犯可能会做出自残等行为；做好心理疏导成重要工作

作为湖南规模最小的望城区看守所，重刑犯占比却最大。而民警配比人数却少于很多看守所，管理压力巨大。

作为分管在押人员改造的副所长，莫志军的角色更像一个“中学班主任”。一年365天，几乎每天都能看到他提着公文包，在监区里四处巡视。莫志军说，重刑犯有可能因为绝望而做出自残行为，也可能“破罐子破摔”做出极端行为。加强管理，做好心理疏导，成为管理者必须面对的问题。

设巡视小组盯重点监控对象

从警多年，莫志军一直干的是行事果决的禁毒警察。来到看守所后，分析重刑犯的心理特点，摸索监管模式和方法，确保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和看守所安全，成为他迫切关注的工作重点。“和以前的工作完全不一样，这里更需要的是耐心。”

莫志军说，对普通人来说，死亡不能提前预期，反而使多数人对死亡没有太多现实的畏惧。但是, 一旦知道自己即将面临死亡, 恐惧的巨大压力就会袭来。“由于死刑犯所犯罪行危害极其严重, 在实施犯罪后到判决前, 其畏罪心理就相当严重。一审被判处死刑后, 死刑犯对死亡的恐惧心理与日俱增, 有的几乎达到精神崩溃的地步。”莫志军曾不止一次见过，得知自己生命行将不久，而悲观绝望做出自杀自残举动的犯人。

为了保证安全，在望城区看守所中，有一个专门的巡视小组。他们两人一组，全天24小时盯在监控前，时刻盯着几个重点监控对象，防止他们发生异常举动。

莫志军说，除了自杀自残行为，有的重刑犯对前途失去信心后，还会产生“破罐子破摔”的心理。“有的死刑犯认为反正要被执行死刑了, 生活上就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得过且过，有的甚至在监室内为非作歹, 称王称霸, 欺压凌辱其他在押人员, 其他在押人员稍有不服, 就诉诸武力, 大打出手, 沦为牢头狱霸。”2018年，八监舍的分管民警骆自强就曾经历了这样的凶险一幕，一名死刑犯因一件小事和监舍人员发生争执，为了报复对方，他竟将吃饭的汤勺，偷偷在地上磨尖，准备刺杀对方，“幸好被我们巡视民警提前发现，上前抢夺，才避免了一场血案。”

骆自强说，有些死刑犯会抱着反正自己横竖一死，不如死前拖个垫背的阴暗心理，这对看守所的安全造成了极大威胁。“如果出了事，看守所很多时候根本说不清，很难自证清白。”

每人每月不少于两次谈话

邵杰初来看守所时，也曾呈现过人性中阴暗暴力的一面。

他的分管民警杨益林记得，曾有一段时间，为了监管方便，看守所尝试将包括邵杰在内的两个死刑犯关押在一个监舍内，结果两人谁也不服谁，经常发生争执，甚至以死相威胁。为防止事态扩大，看守所紧急将两人隔离，分到不同的监舍。

事后，莫志军分析，死刑犯普遍有种过一天算一天的思想，稍不如意，情绪就会产生波动，继而发生极端行为。“而在一个监舍中，有这种情绪的人，多一个后，必定产生矛盾。”自此之后，望城区看守所中，每个监舍只允许有一名重刑犯。

“死刑犯在畏罪怕死、求生求轻等复杂因素的影响下, 常会出现心理反复, 尤其在等待二审、复核、执行的期间内, 死刑犯心理状态十分复杂, 希望、焦躁、失望、绝望、恐惧、求生等心理往往循环交替出现。”莫志军说，如果没有做好对死刑犯的教育疏导、心理转化工作, 就极易出现死刑犯自杀、行凶、脱逃等严重危害看守所安全的行为。

因此，除了监管制度层面的设计外，对重刑犯的教育疏导和心理转化，成为看守所工作的重中之重。

作为在看守所工作近40年的民警杨益林，在这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

按照看守所规定，在押人员平时无论被公安提审、家属律师会见还是参加法院庭审，监管民警都需对其进行谈话，平复他们的情绪，“尤其庭审，有时候会有宣判，无论判多重都会对他们情绪有直接影响。”每一次，重刑犯都是杨益林关注的重点，无论提审、会见还是庭审，杨益林都第一时间找到他们谈话。“很多人说白了，因为犯的罪太严重，横竖是个死，彼此心里都明白，这时候最重要的就是让他学会接受现实。”

杨益林说，每次和死刑犯聊天，他都会鼓励对方，就对方在看守所关押过程中的点滴积极表现，进行激励和适当放大，“让其体验到在其罪恶人生中也有积极价值和意义所在。”另外则是鼓励他们对自己过往的经历作出深刻剖析和忏悔，“（因为）这对家庭、他人、社会而言，都有安慰和吸取教训的作用, 也是死刑犯留给社会的积极影响。”

为了将教育疏导制度化，望城区看守所规定，每名在押人员，每人每月不少于两次谈话。“目的就是为了随时掌握他们的思想动态，防止意外发生，同时也让他们平稳地在看守所待好每一天。”看守所所长余智敏说。

（本文首刊于2019年1月25日出版的《潇湘晨报》）

（本文由树木计划作者【潇湘晨报】创作，在今日头条独家发布，未经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