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如(东昌望族耿如杞：不拜魏忠贤像几被斩首)

人物名片：耿如杞（1578—1631），字楚材，明末人，《明史》有其列传。

祖籍山东馆陶，其曾祖耿邃于明初隶属平山卫军籍，宣德年间迁入聊城东昌府，后世代定居于此。历任户部主事，仓场监督；兵部职方司主事，职方郎中；陕西神木参议兵备；河南遵化兵备副使，叙功加参政；太仆寺卿，特授统议大夫，提督雁门等关，巡抚山西，督察院右佥都御史。著有《中丞公集》六卷、《外集》一卷，已失传。《馆陶府志》称其“文似苏长公，奏议似陆宣公，诗宗李杜”。

耿如杞一生命运多舛，伴随着明末政治的动荡而起伏颠覆。仕途上他三起三落，两次被论斩，一次侥幸活下来，第二次因崇祯二年（1629）在勤王事件中所率领的军队兵哗被逮，于崇祯四年（1631）十月二十六论斩，死时年仅54岁。耿如杞死时，也正是明朝内外交困，行将灭亡之际，纵观其个人仕宦经历，颇能管窥明末政治环境及其走向灭亡的过程。

初次入仕，被弹辞官

万历画像

耿如杞是在万历四十四年（1616）考中进士以后步入仕途的。开始被授予户部主事。在担任户部主事期间，他面对部内管理上的一些纰漏，大胆求新，“厘剔仓弊”，使得部内的不良景况得到很大的改观，受到上司和周围人的好评，在小范围内初露头角。而此时的大明朝在历经二百多年的极端专制的中央集权统治后，积重难返，逐步走向衰亡。内忧如此，还有来自周边少数民族的威胁，尤其是东北日渐强大的后金建州部落，成为明朝最大的边患。

值此国家多难，朝廷急需用人之际，耿如杞以其在户部的杰出表现，于天启元年（1621）四月十三日，调兵部职方司任职方主事。调任后，耿如杞的才干再次展现，在职方司供职期间，他“军书旁午，日应数十事”，办事能力之强，效率之高，令周围人为之赞叹。于是，没多久，耿如杞被提升为职方郎中。然而耿如杞自此次调任后仕途并不顺畅，从天启元年（1621）四月调入兵部职方司任职到天启二年（1622）三月辞官，总共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耿如杞连续不断地经历了三次弹劾。

据《馆陶县志》记载，耿如杞之所以有此遭遇，是因为他在调任兵部职方司后，“绝贿赂，谢竿牍，触要人之忌”，是他办事认真为官清廉的作风，得罪了当权的人，而在此事上招致陷害。这是耿如杞入仕以来招致的第一次打击，这一年他45岁。

对于这次事件，《明史》在其列传中这样评价“方如杞为职方郎也，与主事鹿善继党张鹤鸣，排熊廷弼而庇王化贞，疆事由是大坏，及是得罪”。明朝末年，官场结党严重，官吏们除了以地域等关系结为朋党外，一些临时事件上的意见一致也会使他们暂时互为声息。在当时的大气候大环境下，耿如杞没能做到卓尔不群，而由于他对政局缺乏敏锐性，导致了其对政治形势认识的不足和正确判断能力的欠缺。

不拜魏忠贤像，几被斩首

明熹宗

天启五年（1625）三月，耿如杞被重新启用，出任陕西布政司右参议，驻守神木。天启六年（1626）二月，升为河南副使遵化浙江道佥事。这个时候，由于熹宗昏庸，不问政事，他身边的大宦官魏忠贤，已经利用其守在皇帝身边上传下达的有利地位把持了朝政。

一些无耻之辈为了巴结讨好魏忠贤而无孔不入，想到了为魏忠贤建生祠的办法讨他欢心。祠内魏忠贤的塑像一般都要用沉香木雕刻，常常是头戴帝王才有权戴的冕旒，参拜时要口称“九千岁”，行五拜三叩大礼。耿如杞看不惯这种僭越行为，对魏忠贤像拒不参拜。魏忠贤得知大怒，勒令抚臣刘诏弹劾耿如杞，另外诬陷他有侵吞军饷等不良行为。

第二天，逮捕耿如杞的圣旨下来，耿如杞被锦衣卫押上槛车带走了，受尽折磨，最后被诬陷坐赃银六千三百两，限期交清后才被送到刑部拟了死罪，准备秋后论斩。他的家在经历了这重大的变故后，也家破人亡，兄长在惊吓中去世，妻子服药自尽。然而对于自己的做法，耿如杞并更让不后悔，事后他在上疏中说道：“忠臣义士有以斩奸雄之心而夺其气也，以故臣慨然就道，视死如归”。

所率勤王兵哗，被逮论斩

天启皇帝死后，魏忠贤失去了靠山。崇祯皇帝一举消灭了魏忠贤及其余党，开始为受迫害的忠臣烈士伸冤，天启七年（1627）十一月，耿如杞平反，并不顾耿如杞的一再坚辞，与同月“立擢耿如杞右佥都御史，巡抚山西”。君命难违，耿如杞再次赴任。然而这一去，却又一次走上了难以回头的不归路，这年他50岁。

耿如杞虽然在狱中受尽折磨，但他对明廷依然是赤胆忠心，认为迫害他的仅仅是阉党而已，于是一上任便马上将热情和忠心再次投入到为朝廷的尽忠上。崇祯二年（1629）十一月，清军入围，京城戒严，耿如杞在崇祯发出要各路兵将勤王的指令后，遂即点兵，与总兵张鸿功率领五千精兵劲卒率先到达京城救驾。耿如杞的部队刚到达京师，又接到命令去守通州，到了通州后，第二天又迁昌平，第三天又调往良乡。这样，军队驻扎地一再变更，三天得不到粮饷。经过了长途跋涉，又累又饿又乏的士兵在得不到粮饷后，“乃噪而大掠”，后金军乘机进击，张鸿功率领的军队全军溃败，溃败的士兵游散在山西沿线，投奔秦、晋李自成起义军队伍。其士兵皆劲卒，他们的加入使得起义军力量大增，“流寇始于秦之溃兵，皆耿如杞入援之师”。

崇祯

崇祯三年（1630）二月初一，“锦衣卫掌卫事都指挥刘侨谄山西援兵溃散之狱章下法司拟罪。刑部以张鸿功专管，拟斩。耿如杞监临拟戍。帝怒其徇纵，并下尚书韩继恩，右侍郎张慎言治之，如杞、鸿功随并拟斩监侯，部将路忠、王尔祯、王庆芝等发兵部定卫遣戍”。一时间，众臣寒噤，纵然深知耿如杞冤枉，但慑于龙威，“廷臣莫敢救者，四年竟斩西市”。崇祯四年（1631）十月二十六日被斩，死时年仅五十四岁。直到十三年后，即崇祯十七年（1644），福王当政时，其子耿章光为父鸣冤，耿如杞才得复原职，加封左都御史，谥忠愍。而此时耿如杞已是“死者长已矣”。

客观上讲，耿如杞身为巡抚，平素对总兵张鸿功治兵无方不予过问，确实有失于监管之责，而作为文官，耿如杞缺乏军事才能和驾驭危急形势的能力，是导致酿成大祸的自身原因。可导致他屡屡受屈，终至丧身的悲剧的最终原因，还是明末朝廷政治的腐败，而处处以中兴之主自居的崇祯更是直接的刽子手。崇祯继位后，面对着当时内外交困的险恶形势，开始是沉浸在顺利铲除魏党的鸣鸣自得中，而后在形势得不到改观的情况下，又急功近利，凡求速达，拿不出切实可行的办法和对策。其对国事有始无终的治理，进一步导致对政事的措置失当，从而加速了明王朝的灭亡。在用人上，他急于纳士，导致用人失察，用人失当，而对其所用之人又多疑多忌，刻薄寡恩。一方面他对所用之人寄予厚望，一面却在臣下有所过失时，切责于人，动则杀戮。其在位的十七年时间里，诛戮总督多达七人，诛戮巡抚，包括耿如杞在内，多达十一人，他们全都成为明末黑暗混乱局势下的牺牲品和殉葬品。

耿如杞的悲剧有其偶然性，然而在明末当时的社会大背景下，其发生又是必然的，他是当时社会上一大批像他一样正直、有才干、对朝廷忠心耿耿，疾恶如仇的中下级官吏的典型，这些人不愿与坏人同流合污，最终却又不得不随破逐流，以至于深陷命运的绝境不能自拔。这就重又应了“危巢之下，安有完卵”的那句古话，令人深思。

刘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