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封建主义最理想的蓝图就是男耕女织、自给自足、小国寡民，因此“士农工商”四民之中，士居首、农次之、工第三、商居末，商是最贱之业。数千年来，历代统治者一直强调“重农抑商”、“崇本抑末”，打压工商之民，对中国历史走向产生了重大负面影响。那么，作为史家传奇的司马迁，他又是如何看待的呢？出乎多数人的意料！

所谓“士农工商”，出自春秋《管子·小匡》，“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柱石）民也”，认为士农工商四民是国家柱石，春秋之际四民平等，都是国家重要组成部分。

春秋晚期，孔子并不轻商，孔门弟子颇有几个经商的，比如孔子徒弟子贡另一个身份就是商人，被后世誉为儒商鼻祖，可见儒家轻商是后来的事。

但到战国时期，随着列国纷争加剧，列国首先需要确保粮食种植，所以“奖耕战”、“抑商贾”一度盛行，尤其当时显学法家非常轻视商工，《商君书》中有“苟能令商贾、技巧之人无繁，则欲国之无富，不可得也”，韩非子将商工列为“五蠹”之一，“其商工之民……邦之蠹（蛀虫）也”。秦始皇时期，将一些罪人、无用之人等送去戍边，即“七科谪”，其中就包括商人，汉武帝也用过这一招。可见，秦汉时代虽然还未形成“士农工商”的排位，但“重农抑商”已然盛行。

那么，在这一社会思潮之下，司马迁如何看待“士农工商”四民呢？

肯定人欲，顺应人欲

作为司马迁的毕生之作，《史记》既整理记录了历史，更体现了司马迁的价值取向，其中《史记·货殖列传》序文体现出来的思想颠覆传统认知：司马迁认为“农工商虞”四民并重平等。所谓“虞”，就是对山泽的开发，包括木材的砍伐，在海里河里打鱼等的职业。

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

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老子认为，治理国家的极致，就是男耕女织、自给自足、小国寡民，虽然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但却老死不相往来。但司马迁开宗明义就先批驳了老子治国思想，指出如今这么治国，几乎行不通。

太史公曰：历史上圣贤如何治国的呢？神农以前，已不可考，但根据《诗》、《书》记载，虞、夏以来还是能考证的，当时人们耳朵眼睛追求声色之乐，嘴里要吃尽各种美味，身体安于舒适快乐，心里羡慕夸耀有权势、有才干的光荣，这种风气由来已久，即便用妙论挨户劝说，也无法改变。司马迁肯定人之欲望，指出最好的办法是顺其自然、顺应人欲，其次因势利导，再其次进行教育，再其次制定规章限制发展，最差的是与民争利。

人各其能，自由经济

与“存天理、灭人欲”的后世儒家思想相比，司马迁提倡顺应人欲的思想，简直就是一个异端。

既然应该顺应人欲，那么就需要社会提供满足欲望的各种物品。东南西北各地的物产，“皆中国人民所喜好”，通常用来做穿着、吃喝、养生送死的东西。所以“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农民耕田种地，虞人开采山泽资源，工人制造器具，商人流通贸易，即各地农工虞出产物品，再由商人将之送到中国人民面前。

“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努力工作，尽自己的力量，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因此自然就会进行交易，自然定出价格贵贱，根本不是统治者教化而来的。总之，只要“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让百姓各行其业，犹如水往低处流，用不着召唤，他们自己会送来；东西用不着寻求，人们自己会生产。可见，司马迁已经产生了朴素的自由经济思想，希望政府不要干预社会经济。

农工商虞，富国富民

大家都知道，如今“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已经深入人心，但其实早在2000多年前，司马迁就高度赞同这一思想，并指出“农、工、商、虞”并重平等，是国家缺一不可的柱石，可惜却得不到儒家与统治者的重视，后世封建统治者和儒家文人，偏偏要将人分为三六七等。

《史记·货殖列传序》：《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

司马迁赞同《周书》观点，认为农、工、商、虞这四种人的生产，是人民赖以穿衣吃饭的来源，必不可少。不仅如此，还能“上则富国，下则富家”，可谓富国富民。

尤为重要的是，司马迁对万民逐利、致富予以肯定，“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即便富有的诸侯大臣等尚且还都怕穷，更何况普通的平民百姓呢！

与其他二十多部“正史”最大的不同是，除了司马迁不畏强权、坚持实录之外，还有《史记》中大量描写的小人物，将之与帝王将相士几乎并列，如游侠、隐者、食客、赘婿、卜者、商人等社会边缘人物，其中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就为三十多位大商人立传，显示了司马迁平等对待万民的态度。

试想，如果从司马迁那个时代，真来一个“工农商虞”四者并重，那中国的古代史又将是一种什么局面？令人遗憾的是，到了隋唐时期，随着科举盛行，四民次序彻底固定，士居首、农次之、工第三、商居末，商是最贱之业，对中国历史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

参考资料：《史记·货殖列传》